因此，持有型犯罪确实既有作为型犯罪，也有不作为型犯罪，但却并不存在一种具体的持有型犯罪中的持有，既是作为又同时是不作为，或者既不是作为又不是不作为的情形。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曾指出，草案对国家机构作了许多重要的新规定……作出这些规定所遵循的方向和所体现的要求是：第一，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

第三，使各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因此，理解现行宪法的相关文本规定及其制度内容，社会主义是必须考虑的制度本质属性因素。回溯近代中国立宪史，也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立宪方略和政体尝试，但都未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一）宪法序言：制宪权与国家建设方案记载 中国今天所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简单的开国立宪的产物，而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天然地承担两种使命：一是以宪法的方式承认和巩固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果。宪法序言中第六段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最典型的是，现行宪法文本的序言中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设进程的记载，也是制宪权与国家建设方案的记载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的宪法书写，则是主权在民、制宪权归于人民的国家建设叙事的典型彰显。(40)全国人大常委会2018年4月27日发布并实施。

故市场主体(如银行、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关于信用惩戒的设定，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二)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之间的联结 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之间的联结正当与否，是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于社会信用惩戒领域需要应对的又一维度，也是更令人关切的。此种关联是否正当确有争议。(25)张鲁萍：《失信联合惩戒的限度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50)陈清秀：《行政法的法源》，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2020年12月7日发布实施)将按照合法、关联、比例原则放在确保过惩相当的要求之下，并不能凸显关联原则的独立意义。

管中窥豹，这一提法或原则的影响迄今已有10余年。还有论者认为，目前中央层面的联合惩戒备忘录针对各行业违法失信主体均设置了限制取得土地的约束措施，存在一刀切模式，有棒打一片之虞。(15)胡建淼：《法治禁止不当联结》，《学习时报》，2019年8月21日，第003版。此种附第三人效应的措施明显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当关联。

此是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一单项失信行为的惩戒。这些权利限制的理由为何，相关立法没有说明(21)。单项或单类特定失信与不特定惩戒的联结和不特定失信与不特定惩戒的联结就是较为典型的。(32)国务院于2019年12月30日发布的行政法规，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只是，既有讨论多数停留于对明显违反该原则的信用联合惩戒事例之列举说明，或者停留于较为抽象的原理性分析框架。(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管理措施。

综上，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在惩戒对象维度上的关联，可建立以下三项规则： (1)惩戒措施依责任自负原则应当施于失信行为者本人。因为，相比较处于下游环节的执法裁量，上游环节的规则制定更需要关注。

换言之，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决议，或司法机关的裁判和决定，若违背此原则，也是法治所不允许的。一方面，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政策已备受诟病，且有不再强力提倡的迹象，这就给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提供了更多有效施展的空间。这个结合涉及《人民陪审员法》对人民陪审员资格的规则。本文写作受益北京大学学术工作坊上诸位同事的批评良多，在此一并致谢。1.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在惩戒对象维度上的联结 失信行为由行为者和行为两部分构成，讨论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联结，不能避开其中任一部分。(二)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

因此，社会信用及信息与传统金融经济领域的信用及信息虽有交叉，但目的和内容差别较大。(64)前三类并不直接减损权益，而后三类对权益有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

有论者从其目的是阻止失信者转移被执行财产、是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一种固定与保全角度出发支持其可接受性。本文立意于此，拟结合前述各种联结方式，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设想。

例如，将对拒服兵役的惩戒，同经商、信贷、困难补助、保障性安居工程、职业资质等挂起钩来，很难称其是正当的结合(23)。田慧敏：《要捋清思路，规范信用惩戒的边界》，《农村金融时报》，2021年1月18日，第A08版。

二是惩戒主体仍然需要依法实施(77)。而风险警示类惩戒措施、制裁类惩戒措施与本事项/领域的失信行为联结，也不属于不当，只是，此类措施因对失信行为者的权益构成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故将其与特定失信行为的联结，是一种立法创制，必须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因不属于本文主题范畴，故不予展开。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生产许可证，建筑开发规划选址许可、新增建设项目规划许可、水土保持方案许可和设施验收许可、施工许可等措施与科研失信的关联度明显不足。尽管在这两种联结模式中，具体到其确定的某项惩戒与失信是否是正当关联问题，如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检查频次或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或可得出正当的答案，但其总体上透露出来的以尽可能多的限制措施来解决社会、经济监管问题的意图，就相当于国家无限制地结合各种武器对付人民(63)。

(36)两类规范表面上虽有差异，但都对失信行为的范围给出了划定，大致包括：(1)欠缴税款、社会保险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上三点分析的简要结论，可参见表2失信与惩戒的联结模式和立法选择。

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确保过惩相当，不得随意增设或加重惩戒，不得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新闻媒体等惩戒失信主体。其实，在该行政法规出台之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33)第5条即规定了两个具体情形：用人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查处违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理或处罚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管辖权限将其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

若在执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该措施，也是有违禁止不当联结的(61)。(四)多项多类行为列举式 多项多类行为列举式是国家机关规范文本对多项多类失信行为予以一并列举。

而更为不利效果通常指向权益的减少或义务的增加。由于依法原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故未予以强调，只是在前文论述时提及通过法律、法规或规章。其次，在规范文本中将失信与惩戒措施进行广泛联结，是不太可能一一给出理由说明的。《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28条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可以对失信主体采取下列惩戒措施。

(58) 当然，原则通常意味着例外的存在。(三)若干特定失信与若干特定惩戒的联结 有的规范文本针对若干特定失信行为，会联结一些特定的惩戒措施。

(3)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该方案也是提出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在两个维度上的意义，但与方案一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第一，失信联合惩戒仅针对失信行为人，任何与失信行为人有紧密联系的人如近亲属都不应受不利影响。

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力直接对此进行限制性规定，是否有权力强令要求各相关市场主体不与失信者进行涉及高消费的交易(契约订立)(70)，关乎依法原则、法治原则，本文不予展开。第2款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需要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具体情形，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规定。